2026中贸圣佳（香港）秋拍 | 佛像专题赏析

宋朝（960-1279）與北方的遼（947-1125），以及東北的金（1115-1234）長期處于戰爭與議和的糾纏之中。宋朝以以納貢買和平的方式保持了與北方幾個政權的基本和平相處，并取得了民族之間廣泛的文化經濟交流。宋代廢除了北周毀寺滅佛的政策佛教寺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這一時期的佛教造像也呈現了新的面貌。

宋代一改唐代造像恢弘雄強、豐腴健碩的形象，轉而呈現儒雅、文靜的氣質，尤其是菩薩形象，神聖、神秘的色彩逐漸轉變為現世的人格化、生活化，更加接近現實的人物形象和體態。菩薩的裝飾也顯得更加華麗豐富。遼、金雖然是少數民族統治，但在政治文化宗教方面已經逐漸的漢化，其藝術造像方面也有著諸多共同的淵源于特點。有些造像可能還出于同一工匠之手。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元代，或者說元代延續了十三世紀中期佛教藝術的風格淵源。以至于至元代早期的諸多造像也很難具體分辨出朝代更替對藝術造像的直接劃分。

此尊銅觀音菩薩坐像即是宋元交會期一尊較為特殊的造像，通高五十釐米，結跏趺而坐，神態端凝。像身皮殼深褐，色澤古穆，包漿溫潤厚重，整像比例合度，刻工精審。觀音頭戴高聳寶冠，冠體滿飾蓮花卷雲紋，冠葉之間綴以圓珠，正中安奉化佛一軀，衣紋層疊，雖形體微縮而儀軌完備。觀音為阿彌陀佛之應化身，經論所謂“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故冠中化佛實為觀音菩薩最重要的鑒別性標識，此製自唐至宋相沿不輟，凡冠有化佛者，非觀音莫屬。此冠雕刻精微，化佛端居其中，與卷雲紋飾相映，寶冠非常接近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浙江金華萬佛塔出土的宋代銅鎏金水月觀音像和明尼阿波利斯藝術博物館所藏的一尊宋代木胎加彩自在觀音像。菩薩面龐豐頤圓潤，細眉低斂，雙目微闔，眉間白毫宛然，鼻准挺秀，雙唇微啟若含笑，神情慈祥靜穆，于端莊之中透出悲憫之態；雙耳垂綴花形耳飾，精工纖巧。菩薩寬額豐頤、細眼微倪，正是宋代觀音造像最為典型的樣貌，較之唐代菩薩的豐腴嫵媚，宋像多了一份人間的親切與平實，佛性之中蘊藉人情，亦生親近。頸垂瓔珞，胸前珠串層疊，間以花飾，繁而不亂；臂戴臂釧，腕環手鐲，披帛繞肩而下，衣紋寫實流暢，隨身形自然起伏，深得漢地雕塑之遺意。下著長裙，衣褶層疊如行雲流水；雙腿結跏趺坐，雙手疊置腹前，結禪定印，虔誠靜謐之態油然而生。整體形製與保利香港2016年秋季拍賣會以超過200萬港幣成交的一尊銅鎏金觀音像頗為相似，可做參考。本尊觀音像下座為六邊形多層須彌座，上枋承托像身，束腰處開壸門，作弧形鏤空，門側淺浮雕卷草紋、饕餮紋樣，層次分明，與像身渾然一體。臺座底面留有圓形鑄造孔與方形墊片痕迹。

從風格而言，自印度傳來之後，在中國經歷深刻的“本土化”與“世俗化”過程。唐宋之際，佛教信仰由宮廷走向市井，至宋代，造像藝術更以現實生活為藍本，寬額豐頤、細眼微倪、溫婉含笑，充滿人間煙火氣。敦煌北宋第431窟水月觀音壁畫，已見此類世俗化傾向；首都博物館藏宋代青白釉觀音菩薩像和上海博物館藏宋代青白釉觀音像，結跏趺坐（垂足坐）、頭戴寶冠、冠中化佛，正與此像同一儀軌；寧波天封塔地宮出土的南宋造像群，其中銀殿、銀塔鐫有“紹興十四年”（1144年）銘文，更為南宋佛教造像提供了可靠的紀年標尺。

此尊龍女造像面龐略圓，額部平整，頰頤豐滿，鼻樑修長，目光柔和，細眉輕掃，櫻唇微抿，表現出漢地造像中女性形象溫婉慈和的特質。她的發式是明顯的雙髻式，長髮在腦後兩分，長辮各在一側盤起，頭頂上的兩個柱頭和芝雲狀的裝飾是固定髮型的用具。根據歷史上的服飾變化，這種頭飾多為婢女的打扮，準確地顯示了她作為觀音菩薩脅侍的身份。胸前戴寬項圈，著寬袖外袍，長袖垂至腳踝，袖口有卷枝葉紋。外袍圓領，下著長裙，從背後可見長裙束以一條華麗的玉帶，蔽膝兩側也應當系了帛帶，帛帶在蔽膝中間自然打結，增加了服飾正面的裝飾性。從兩側見玉帶上各綴瓔珞五條，珠粒圓滿均勻。

瓔珞右側還系有帛帶，帛帶垂落，在離蓮座上部迎風揚起，頗為生動。背後玉帶下方，長裙外罩有一條圍裙，圍裙外面有十字形條紋，橫條類似鐵環，縱條似為布帶，交叉處有扣鎖住，形成方格，最上一層為反復V字形圖案，中間有環狀結構，與鎧甲類似，頗為獨特。龍女雙手托起玉淨瓶，視為觀音菩薩脅侍的身份認證。龍女雙足著履，直立于蓮座上。蓮座有仰覆蓮，仰蓮高出座面，覆蓮葉面上陰線刻花枝紋。

《華嚴經·入法界品》中描述了善財童子發下大菩提心，參訪善知識，最終獲得了圓滿，證入法界。其參訪行程中就包括抵達補怛洛迦山（即普陀山）的主人觀音菩薩，此情節後來成為童子拜觀音母題的來源。初唐時，觀音菩薩在補怛洛迦山說法的畫面已經出現，這種題材的造像在11世紀末至12世紀初已發展成熟，在四川安嶽與大足石窟造像中均可找到實例。又據《法華經·提婆達多品》“龍女成佛”的情節中提到：文殊菩薩入龍宮說法，法會中一位龍女獻珠寶供佛，由女轉男，轉身成佛，由此文殊菩薩與龍女產生了密切的關聯。中國佛教對于《華嚴經》和《法華經》二經極為重視，并與觀音菩薩的信仰融合起來，遂形成了觀音菩薩與善財、龍女二脅侍的組合。當然這個組合的形成也與中國道教中真人神仙多以金童玉女為侍者的影響有關。總之，最晚在12世紀，中國佛教中新的觀音組合終于出現，例如重慶大足石窟的多寶塔內第15號龕中可見這種組合的殘跡。甘肅安西榆林窟第二窟為西夏石窟，該窟西壁南、北側各繪製了一鋪水月觀音，南側水月觀音右側繪製服飾華麗的龍女，雙手當胸合什，北側左側繪畫善財童子乘祥雲而至。這種觀音三尊的組合到明代最為流行，在寺廟中，泥塑和銅造像均比比皆是，而且多有韋陀在側作為寺廟的守護神身份出現。由于善財和龍女又都有財富的神格，這進一步助推了它們在中國受到崇拜的程度。此尊龍女造像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出現的作品之一。

此尊銅鎏金造像從雕塑風格判斷或為明代晚期道教造像。根據銅像的材質、尺寸和工藝，當屬道教神靈系統中經常用作寺觀塑像供奉的部分。除去先天尊神和具有明顯造像標識的雷神、龍王、風伯、雨師、八仙外，就是三官、諸路星君、五星七曜、四靈二十八宿。以上道教神將造像樣式差異較小，但在多在繪畫（壁畫、水陸畫等）表現，雕塑呈現時如同佛教殿堂分列兩側的二十四天。然而，立像星君天將造像多兩手交叉，左手貼住右手捧笏板而非拇指併攏、右手四指罩住屈緊左手行抱拳作揖狀。據研究，著鎧甲作抱拳恭作手勢者多為武將。

此尊造像應為道教中的青龍護法元帥神像。青龍是四象之一，四象也稱為四靈或四方神，是鎮守四方的護衛神。四象源于中國古代星宿信仰，青龍在二十八星宿中是東方七星（角、亢、氐、房、心、尾、箕）的總稱。因為東方七宿連接在春天初夏的夜空如同巨龍，故稱為“蒼龍”，代表東方。古人將四象與陰陽五行五方五色相配，并與為人之五種德行相對應，五德為仁、義、禮、智、信，青龍主仁德為五德之首，在以易經之理象數，起卦占卜時與青龍相對應之多為吉兆，有仁厚直率之象。在對應身體之五臟時，青龍主木亦主肝，當佛教在中原廣為流傳後，象征寬厚仁義的青龍也被歸于佛膽的門下成為四大天王之首，即氣真守東方的增長天王。東方屬木，主春季，以青色為尊，又稱為青龍。

道教興起後繼承星宿信仰，將四象納入神系，作為護衛神，以壯威儀。青龍禮東方，成為了鎮守東方的護衛神。中國乃東方文化的代表，禮儀之邦。青龍護法神守護著東方，同時也是守護著中國。

此尊青龍護法元帥神像頭戴朝天襆頭，帶羽飄飛，內披鎧甲，外罩錦袍。朝天襆頭宋明之際為帝王冠式，此處襆頭雖為軟腳，但可見此神尊貴的身份。雙手行拱手禮，右手在外，左手在內，一對大拇指并放，這與常禮中的男子拱手禮不同，也不同于道教中的太極印。常禮中男子是左手在外，右手在內。因為青龍護法雖主木，但也因龍而主水，以右為尊，有重水重陰之意。結合大拇指平舉可解釋為陰陽和合、水火既濟，所以鎮守城市宅院有平衡水火，息災納福的職能。

此尊銅像表現的是釋迦牟尼和多寶佛二佛并坐的形象，二佛高生肉髻，面目恬靜祥和，著通肩袈裟，衣紋刻畫精細，全跌迦并排而坐。雙佛共用同一背光，形似舟，下承四足束腰方床。造像背面，用線刻技法表現一獨尊像。

「二佛并坐」是中國佛教藝術特有的造像題材，在北朝至隋代盛極一時，以釋迦、多寶二佛并坐為典型特徵。此類型造像，典故源于《妙法蓮華經·卷四·見寶塔品第十一》。經中記載過去多寶佛行菩薩道時發大誓願，若成佛、滅度之後，于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處，為聞是經，多寶塔必現，為作證明。當釋迦佛欲說法華之際，多寶塔從地踴出，釋尊分身雲集，依眾之請，開啟塔戶，多寶佛邀請釋迦佛入塔，并分半座與釋迦佛，書中記此為：「爾時，大眾見二如來在七寶塔中師子座上結加趺坐。各作是念：佛坐高遠，惟願如來以神通力，令我等輩具處虛空。即時，釋迦牟尼佛以神通力，接諸大眾皆在虛空。」

「二佛并坐」是法華會座的圖像表現，釋迦、多寶二佛并坐的造像樣式，依對稱法則，有平面化左右對稱，或側身對坐相向說法，亦偶見多寶佛舉臂禮請釋迦佛入塔并坐情景。此形像在早期佛教傳播過程中，廣布在各種素材的造像之中，以金銅造像及石刻造像為主要表現形式，亦多見于造像碑及造像塔中。而北燕太平二年，是目前所見此類銅造像上最早的紀年。

此件銅佛存原配木箱，蓋上刻有「北燕太平造像 抱殘守缺齋藏」，顯示本品曾為清末收藏家劉鶚齋中舊物。劉鶚（1857-1909），清末小說家。譜名震遠，原名孟鵬，字雲摶、公約。後更名鶚，字鐵雲，又字公約，號老殘。署名「鴻都百煉生」。其除作小說外，亦精于甲骨研究，收藏豐富，齋名抱殘守缺齋，有《抱殘守缺齋日記》存世。

木箱內襯上題有墨書，識之為近代金石名家、收藏家羅振玉墨蹟，存其落款及「羅叔言」白文印章。文中記載羅振玉考此像為北燕太平二年，且「傳世銅造象無古于是者，故留存寒齋」，可見其鍾愛。

後此造像流入日本，為小川為次郎所收藏。小川為次郎（號簡齋，1851-1926）日本收藏家，與阿部房次郎、山本悌二郎等齊名。啟功先生盛讚的隋智永《千字文》即為其藏品。1915年，此二佛并坐像在日本大正天皇即位大典同期之“大典奉祝”文物陳列展中展出。

大村西崖在《支那美術史雕塑篇》中，將此造像著入其中。此後此件二佛造像屢經著錄引用，亦被公認為最早的釋迦、多寶并坐像。

此像為一尊銅鑄的釋迦牟尼和多寶佛二佛并坐的造像，二佛高生肉髻，著圓領通肩大衣，褒衣博帶的衣著質感細膩的，溫雅瀟灑，結跏趺坐，并排坐于束腰須彌座上，雙手結禪定印，座下為四足方座，床足正面淺刻供養人像，刻銘“永平三年歲次彌勒尊像一軀”“為七世父母居從心”。

兩尊佛像的背光相連，都是尖頂的菩提葉形，形似舟，正面刻圓形頭光，外為熊熊的火焰紋，背面淺刻彌勒佛像。局部脫金，整體風韻猶存。

依《法華經》卷四的〈見寶塔品〉所載，多寶如來為東方寶淨世界的教主。往昔行菩薩道時，立誓在成佛滅度之後，凡十方世界有宣說《法華經》之處，必自地湧現于前，以證明此經的真義。故釋尊說《法華經》時，有七寶塔從地中湧出，聳立于空中，塔內即有多寶如來坐師子座，其全身姿態如入禪定狀，并分半座與釋尊。此造像所塑造的正是釋迦、多寶二佛共坐讚歎《法華經》之情境，兩佛形相相似，宛如兄弟，表情微笑，心靈相契。相似造像可參見奈良國立博物館藏北魏正始元年銅鎏金二佛并坐像和2016年香港蘇富比以175萬成交的北魏景明三年鎏金銅釋迦多寶二佛并坐像。

阿嵯耶觀音是南詔、大理國時期“滇密”阿吒力教崇拜的主要聖像。其造型非常獨特：纖細修長挺直的身軀、高聳精美的頭飾、髮辮及服飾都與唐宋觀音造型、藏傳觀音造型迥然不同，為鮮明的雲南地方觀音圖像的一大特色，具有重要的藝術價值。阿嵯耶在梵語中的意思是“聖”，意為“聖”觀音。《南詔中興二年畫卷》中阿嵯耶觀音就作為“聖像”出現，被封為“建國聖源阿嵯耶觀音”。南詔王蒙隆舜因崇拜阿嵯耶故而改國號為“嵯耶”，自稱摩訶羅嵯耶，欽崇“聖像教”，熔真金鑄阿嵯耶觀音。

本尊菩薩像體態雅致纖長，呈現雲南大理國十二世紀珍罕的佛教形象，與漢傳及藏傳佛教中的菩薩外觀迥然不同。頭頂高髻肩披雙辮，髻中端坐阿彌陀佛化佛，手結妙音天印；上身袒露，僅在臍處圍鏨刻小花朵圖樣的腰帶一條，頸間掛連珠紋刻畫的珠鏈一串及傳統花樣紋飾項圈一個；兩個大尖葉形臂釧高高佩戴于上臂近腋處，右腕處有一圈珠串；下身著輕薄長裙，腰帶打大蝴蝶結；另有一條細絲絛垂墜于大腿前，并于胯兩側打結成長耳片狀，同時自然垂墜于雙腿外介，自然輕盈；裙飾陰刻平行U形紋；赤足，足下有柱形榫頭。造像面相恬靜，略帶笑容，眼神柔和，身段線條優美，長裙裝飾如濕衣出水，被看作是最早傳入雲南的觀音造像，貌如時人，透著濃烈的時代氣息和地方特色。

現存大理國阿嵯耶觀音像或不足三十尊，其中絕大部分珍藏于世界各地博物館和重要私人收藏，包括雲南省博物館、臺北故宮博物院、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倫敦艾爾伯特與維多利亞博物館等。

吴越國流行在佛塔內供奉金銅造像，是為吴越地區獨特的佛教文化特色。吴越國金銅造像，在五代十國時期可謂一枝獨秀，迄今已發現百餘尊，種類齊全，題材豐富。此類造像一般由像身、背光、底座三部分組成，通高25釐米以上者多為分鑄鉚接套合而成，可參考湖州市博物館藏飛鷹塔出土吴越國時期觀音菩薩像和大勢至菩薩像，然許多造像今僅存像身，背光與底座佚失。本品即屬此種情形，原本應有蓮花臺座及葫蘆形背光。觀其後背，又不見安插背光的榫頭痕跡，推測原背光應是豎向安插於底座的卯孔內，方式較為獨特。納土歸宋後，吴越舊境建寺造塔之風仍延續，但金銅造像不再鑄造，塔內所供造像多以石雕、漆木、彩塑、陶瓷製作，這與北宋初年銅禁法令推行密切相關。

本尊觀音坐像具有成熟吴越國佛教藝術風格，精銅鑄造，通身保留泥金痕跡，高約17釐米，為目前所見吴越風格金銅造像中像身尺寸較大者。菩薩頭梳高髻，戴化佛寶冠，面容圓潤，彎眉小嘴，眼微睜，雙唇緊閉。耳部兩側，各有一條繒帶和髮辮垂落於雙肩的披巾上。觀音上身內穿僧祇支，兩肩搭披巾，身體正面對稱裝飾長瓔珞兩條，兩頭有圓餅狀裝飾，一條自右肩至左膝，另一條從左肩到右膝，在下腹部正中位置交叉，交叉點呈圓餅狀。手腕戴臂釧，右手食指、中指和拇指相撚，作說法印，左臂曲肘，左手掌應托淨瓶。下身著裙，裙帶垂於兩腿間，裙擺呈花瓣狀覆於座面，結跏趺坐。從頭冠保存的化佛形象，以及雙手等細部特徵分析，可確定這是一尊典型的吴越國時期鑄造的金銅觀音菩薩坐像，為“西方三聖”組像中的左側脅侍觀音菩薩像。同類金銅觀音坐像，在金華萬佛塔臨海小芝塔等佛塔地宮亦有出土。本品即屬此種情形，雖背光與底座已佚，然像身保存完好，妙相莊嚴，仍可見吴越風格金銅造像之精湛工藝。

此尊阿彌陀佛風格得中原及南亞文化影響，甚為獨特，此像垂目半闔、寬鼻、厚唇，頭飾螺發，螺發碩大，排列整齊。肉髻凸起平緩自然，隆起如饅頭狀。發際線平直圓滑，面龐扁平方闊。眉線圓弧優美，與鼻樑相連，鼻准挺拔，鼻翼寬闊。眼瞼平滑，雙眼微睜如杏仁狀。嘴巴小巧，唇線優美，嘴角微陷，流露笑意。下頜飽滿，兩頤豐盈圓潤，呈富態之相。整個面相具有鮮明的白族人的面容特徵，同時又將佛陀的慈祥和莊嚴融入其中，這是藝術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經典呈現。造像跏趺端坐，雙手結禪一印。

此尊造像通體不鎏金，造像整體呈漆黑色質感。只在袈沙衣緣處似有漆金裝飾，此衣緣處理方式非常少見。

本尊造像來自1928-1935年丹麥外交官兼丹麥駐上海總領事Ove Christian Lunn的收藏。Lunn有著令人興奮的外交生涯，于1910-1918年在派駐奧斯陸，1918-1924年派駐舊金山，1924-1928年派駐墨爾本，最後在1928-1935年派駐上海，Lunn結束上海外交生涯回到丹麥，帶回了大量的中國文物。